盘龙城联通江河 访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长刘礼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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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的盘龙城遗址是长江流域已知布局最清楚、遗迹最丰富的一处商代前期城址，距今有3500年历史，是商朝南土中心城邑。2025年4月，盘龙城遗址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就盘龙城遗址考古成果等问题，我们采访了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长刘礼堂教授。

　　七十载不懈探索，考古学者逐步了解盘龙城遗址内涵

　　记者：今年4月，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结果公布，盘龙城遗址名列其中。1954年，盘龙城遗址被发现，七十年过去，我们对盘龙城遗址的内涵有了更深的了解。请您首先介绍一下该遗址的考古发掘历程。

　　刘礼堂：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历程，堪称一部浓缩的中国南方商代考古史。1954年，武汉遭遇洪水，在取土筑堤时意外发现了青铜器和陶片，这座古城由此重见天日。1963年，考古工作者在楼子湾地点进行了首次科学发掘，初步确认遗址与郑州二里岗年代相当。1974年和1976年，北京大学俞伟超先生与李伯谦先生分别带队，对城址区及李家嘴贵族墓葬展开大规模考古工作，系统揭示了盘龙城作为早商二里岗时期城市聚落的基本格局与文化面貌，并确证其与中原商文化的高度一致性。这一重大发现不仅实证了早期中国黄河、长江文明的统一性发展，更以城址、大型建筑、青铜器等实物证据，首次向世人展现了青铜时代早期长江流域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

　　200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贤一研究员主编出版了《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对前期数十年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2013年，在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项目及大遗址保护理念指导下，武汉大学联合湖北省、武汉市多家考古文博机构，开启了新一轮持续至今的考古工作，聚焦于深化理解盘龙城城市聚落布局变迁、社会结构和性质等核心问题。这十年的系统性研究，最终助力盘龙城遗址成功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记者：盘龙城遗址的入选，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从2013年开始的这一轮考古发掘有哪些主要收获。现在来看，盘龙城是一座怎样的城？

　　刘礼堂：2013年至今，盘龙城遗址的系统性考古工作取得了三项关键突破，深刻重塑了我们对这座商代古城的认知。

　　首先，揭示了盘龙城城市聚落布局的动态演变过程。对王家嘴、宫城区、杨家湾等关键区域的持续发掘，以及对出土遗物的分析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聚落中心向北变迁，清晰勾勒出盘龙城从诞生，经历鼎盛繁荣，再到晚期转移与衰落的完整三阶段兴衰轨迹。这一变迁生动反映了夏商时期中原王朝对南方地区经略的动态历程。

　　其次，手工业领域取得了颠覆性认识。以往认为早商时期大型青铜礼器的生产主要被郑州商城等核心都城垄断。然而，2013年以来在小嘴地点的考古工作彻底改变了这一看法。铸铜作坊区的发掘与研究，证明了盘龙城的青铜器冶铸技术在当时已达到先进水平。这对重新认识商王朝早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重要生产技术是否为国家垄断以及盘龙城的城市性质都具有重大意义，重构了我们对早商时期青铜资源流通和技术传播网络的理解。

　　最后，深化了对盘龙城晚期社会复杂性的理解与环境认知。即使在城市走向衰落的阶段，盘龙城的社会结构依然展现出高度复杂性。环境考古研究证实商代盘龙城周边湖泊的水位比现今低5—7米，还原出当时更为广阔完整的临水都邑景观，揭示了古今环境的巨大变迁及其对聚落形态的影响。此外，在遗址北部杨家湾至杨家嘴区域，勘探并揭露了盘龙城晚期规模宏大的石构工程遗迹。其中2023—2024年发掘的一段东西向石砌遗存长达81米、最宽处约5米，结构复杂，工程量巨大，与同期大型建筑、贵族墓葬存在关联，表明杨家湾—杨家嘴岗地在晚期是聚落的核心区，这类工程可能具有公共性或防御性功能，进一步凸显了盘龙城晚期聚落布局的复杂性和其在区域内的中心地位。

　　基于近十年的系统工作，我们可以将盘龙城定位为：商王朝经略长江中游的核心支点与区域性中心城市。其从兴起到废弃的全过程，为理解夏商时期国家边疆的形成与变迁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典型案例。

　　联系长江与黄河流域，盘龙城遗址留下伟大技术遗产

　　记者：为什么说盘龙城是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联系起来、促进长江文明演进的关键所在？

　　刘礼堂：盘龙城作为连接黄河与长江两大文明区的关键枢纽，其地位是由近十年一系列突破性的考古发现所证实的。我们可以从它在空间、资源、文化技术等互动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来阐释其重要性。

　　首先，盘龙城是中原王朝向长江流域扩张的战略支点。盘龙城地处府河北岸，扼守从中原腹地南下的水陆要冲。大约在公元前1550—1500年，最早的聚落中心出现在王家嘴，考古发现出土的陶器、礼器，在形制和工艺上与中原文化高度一致，这清楚表明盘龙城是商王朝有组织南下、在长江北岸建立的稳固据点。

　　其次，盘龙城是掌控青铜时代命脉即铜矿资源流通的核心枢纽。盘龙城的小嘴地点发现了大规模铸铜作坊遗迹，出土了石范、陶范、铜渣、青铜残块等关键证据，根据多学科分析，证实了盘龙城自身具备生产高等级青铜礼器的能力，接收来自长江以南（如瑞昌）的铜料，部分就地加工铸造，部分则很可能通过水路向北输送供给中原王朝。盘龙城实质上掌控着维系商王朝权力基础的铜矿资源供应链，是连接南方矿产与中原王权的“资源阀门”。

　　最后，盘龙城是中原制度、技术向长江传播的基地及本土文化创新的熔炉与催化剂。盘龙城不仅复制了中原的宫殿布局、等级制度，更将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等带入长江流域。这种引入深刻影响了周边，形成了一个以盘龙城为核心、辐射广阔区域的多层级聚落网络，加速了长江中游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即使在盘龙城衰落时期，其技术遗产也被后续以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四川德阳三星堆遗址等为代表的长江文明所吸收和创新，成为点燃长江流域本土青铜文明辉煌的重要火种。

　　因此，盘龙城的关键性在于：它在地理上是中原挺进长江的“桥头堡”；在经济上是输送铜矿、反哺中原的“资源枢纽”；在文化技术上是中原文明南传并激发长江本土文明创新的“催化剂”。没有盘龙城这个关键的连接与转化中心，商王朝对长江流域的经略将极为困难，长江中游迈入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阶段也可能会延迟。

　　从活力涌动的长江文明，理解中华文明何以悠久与博大

　　记者：从一个考古学者、历史学者的角度出发，您如何理解长江文明？

　　刘礼堂：理解长江文明，需要我们跳出单一遗址或区域的局限，将其置于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中去审视。长江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宏大格局中至关重要、独具特色且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核心支柱之一。其深厚的历史根基、独特的文明特质以及与黄河文明的深刻互动，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面貌。

　　长江文明拥有极其古老且连续的根系，其起源与发展具有鲜明的独立性。考古资料显示，长江流域的文明曙光可以追溯到距今两万年前。湖南玉蟾岩与江西仙人洞遗址出土了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驯化稻谷遗存和陶器，标志着长江流域率先完成了从狩猎采集向农耕定居的革命性转变，其时间甚至早于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正是这种以稻作为核心的农业革命，为长江流域后续复杂社会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到了距今五千多年前，长江流域迎来了史前文明的高峰。下游以良渚文化为代表，其令人惊叹的水利工程系统、等级森严的玉礼器制度、具有早期城市形态的大型聚落，被国际学界公认为东亚地区最早出现的国家社会形态之一，其影响力远播至黄河下游。与此同时，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也展现出高度复杂的社会结构，拥有规模宏大的城址、疑似文字符号的刻画符号，甚至出现了早期的青铜制品。这些发现实证了在夏王朝建立之前，长江流域已经孕育出多个具有高度组织能力、可与中原地区早期复杂社会比肩的文明中心，它们共同参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伟大进程。

　　长江文明的特质深深植根于其独特的水网生态环境，并展现出卓越的适应性和创新性。面对丰沛的水资源、复杂的水文环境，长江流域的先民们发展出了精密的水田稻作农业体系和与之配套的水利管理智慧。从良渚时期庞大的水坝系统，到战国时期都江堰“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无坝引水设计，无不体现了“人水和谐”的生态哲学。这种大规模协作的水利建设和精细化的稻作生产，也深刻塑造了长江流域的社会组织形态，催生了强调集体协作和层级管理的社会结构。

　　在青铜时代，长江流域丰富的铜矿资源（如江西瑞昌、湖北铜绿山）成为了支撑整个商周青铜文明的重要物质基础。像盘龙城这样的据点，不仅作为中原王朝获取南方铜料的战略枢纽，其自身也发展出强大的青铜礼器铸造能力，成为技术传播与融合的中心。而长江上游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那些充满想象力的青铜神树、面具等器物，则完美融合了中原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与长江流域深厚的原始宗教信仰和巫祀传统，展现出强烈的地域文化创新精神。这种因环境而生、因地制宜的创新能力，是长江文明的核心驱动力。

　　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之间存在着深刻而持久的“江河互济”关系，共同推动着中华文明的整合与发展。夏商时期，盘龙城等据点促进了中原制度南传与长江资源北输。历史上三次“衣冠南渡”，使长江流域承接中原文化精粹，并在南宋时期成为全国经济命脉。长江流域内部，依托发达水系网络，上游巴蜀、中游荆楚、下游吴越三大文化区紧密联系、交流互鉴，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长江文明谱系，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涵。

　　江河不息，文明常新。作为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我们视长江文明为一把理解中华文明“何以悠久”与“何以博大”的关键钥匙。长江文明的意义，远不止于它用万年的稻米香气养育了生生不息的中华儿女。它更是一条纽带，一座桥梁，以其独特的稻作根基、全流域的共生格局、开放包容的基因，以及古今传承的生态智慧，向世界昭示着一种可能性：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必然建立在尊重自然多样性、珍视文化多元性、坚持开放包容、促进交流互鉴的基础之上。守护好长江这条文明之河，传承好其博大精深的文化，不仅是对中华民族根脉的赓续，更是为人类探索一条与自然和谐共生、文明交流互鉴的未来之路贡献宝贵的东方智慧。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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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副总编：李守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