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记忆丨能为保家卫国出份力，干啥都值！

　　于辉，原名于学增，1931年1月生，山东乳山人。1940年加入敌后抗日武装，1947年1月1日入伍，参加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二等功2次，四等功2次，1956年2月退伍。

　　我叫于辉，原名于学增，1931年出生在山东省乳山市大孤山镇一个普通农家。田埂上的泥土气息伴着我长大，年少时我没读过几天书，想不到日后会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用双手托起战友的生命。

　　1940年2月，日军对胶东地区发动大“扫荡”，叫嚣着要将抗日力量斩尽杀绝。那时候，胶东一带有10多支国民党部队，却都患了“恐日症”，不敢站出来迎敌。看着日军的铁蹄步步逼近，我们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敌后抗日武装，不满10岁的我也成了其中一员，跟着大人们传递情报、站岗放哨。

　　那会儿传递情报的招儿，全是乡亲们琢磨出来的“土办法”。我们村家家户户房顶上都栽着松树，这可不是普通的树，而是“消息树”——只要谁家房顶的松树倒了，就说明敌人来了，全村人一看就懂，不用喊不用叫，立马就能行动。

　　除了“消息树”，我们还把情报编进秧歌调里。“正月里来正月正，八路军到南山顶，鬼子进村空欢喜，气得鼻子冒火星。”唱这个调调，其实是在给大伙儿传信——八路军已经在南山就位，鬼子来也是白忙活。

　　这些土得掉渣的办法，有时候很管用。日军好几次“扫荡”，都被我们牵着鼻子走。他们以为摸清了村里的情况，殊不知咱早通过“消息树”“秧歌调”把信息传得明明白白：要么提前转移了群众和物资，要么配合八路军设好了埋伏。现在想起来，全村人的心都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些“土办法”里藏着的，全是咱中国老百姓的智慧和骨气！

　　1947年，我刚满16岁，揣着爹娘塞的两个玉米面窝头，跟着征兵队伍离开了家。我被分到战地医疗队，成了一名卫生兵。虽说没能扛枪冲在前线杀敌，但一想到能在炮火中救治负伤的战友，我心里就滚烫滚烫的——能为保家卫国出份力，干啥都值！

　　可没等完全熟悉战地救护工作，我就上了战场。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再到后来的抗美援朝，一场接着一场打。人们常说，卫生兵的任务是救死扶伤，可只有亲历过战场的人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连让战友拥有一具完整的遗体、一场像样的安葬都做不到。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伤痛，就像战场上残留的弹片，哪怕过去几十年，稍一触碰，依旧会牵扯出钻心的疼。

　　淮海战役中，我们的临时救护点设在一个山坡下的树林里，几顶破旧的军用帐篷勉强遮挡着风雨，帐篷外的空地上，整齐地摆着药品箱和担架。我和8个战友在这儿坚守了半个多月，送来的伤员一批接着一批，手里的绷带换了一卷又一卷，每个人的眼睛里都布满了血丝，可没人敢停下——多耽搁一秒，就可能有一个战友失去生命。

　　一天下午，天空格外阴沉，风刮过树林发出“呜呜”的声响。我刚给一个腿部受伤的战士包扎好伤口，突然远处传来刺耳的敌机轰鸣声。“快隐蔽！”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我下意识地想拉着身边的战友往帐篷后面的土坡下躲，可还没迈开脚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就在身边炸开。

　　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巨大的冲击力把我掀飞出去，我重重摔在地上，眼前一片漆黑，耳朵里嗡嗡作响。泥土和碎石块不断落在我身上，我挣扎着想爬起来，可一点力气也没有。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勉强睁开眼睛，但眼前的景象让我瞬间陷入绝望：帐篷被炸弹炸得支离破碎，药品撒了一地，有的还在冒烟，而我那8个朝夕相处的战友，不见了踪影……

　　我疯了一样地爬起来，跌跌撞撞地在废墟里寻找，嘴里不停地喊着他们的名字：“老张！小李！你们在哪儿？快出来啊！”可回应我的只有风吹过树林的声音和远处零星的枪炮声。我蹲在地上，用手扒开散落的泥土和碎石，指尖被划破渗出血来，可我一点都感觉不到疼。渐渐地，我发现了一些熟悉的东西——那是小李常戴的军帽，帽檐上有他用针线缝补的痕迹；那是老张的急救包，里面的纱布已经露在外面……可我始终找不到他们，他们不是倒在地上一动不动，而是被炸得连完整的尸身都没了。

　　后来，大片大片的雪花落在那些小小的土堆上，很快就把它们覆盖住了，整个山坡白茫茫的一片，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等雪化了，我又忍不住去了那个山坡，却看到了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场景——几只乌鸦在土堆旁“呱呱”地叫着，声音难听又刺耳，有的还叼着土里的骨头，在树枝上肆意地撕扯。我蹲在地上，抱着膝盖哭了半天，心里又恨又疼——恨敌人的凶残，恨战争的残酷，把好好的人都变成了这样；疼我的战友们，他们为了保家卫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50年，我跟着部队跨过鸭绿江去了朝鲜战场。那里的冬天比咱山东冷太多了，零下40摄氏度的天气，哈口气都能在嘴边结成冰碴子。我们入朝前没来得及换冬装，还戴着在南方打仗时的单帽，棉衣也没配齐，很多战士只能把被子披在身上，可还是抵挡不住刺骨的寒风。

　　有一次，部队要守住一个山顶阵地，一个连的战士带着武器和少量干粮上了山，在山顶挖战壕，准备迎接敌人的进攻。我当时在山下的临时救护点，心里一直惦记着他们，担心他们冻着、饿着。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奉命上去换防，可当我们爬上山顶，看到眼前的景象时，大家都僵住了——全连的战士都冻成了冰雕。他们有的保持着握枪的姿势，有的还趴在战壕里，眼睛盯着山下的方向，可身体已经硬得掰都掰不动。现在，我晚上做梦还经常梦到他们，明明都是20来岁的小伙子，却永远留在了那个冰冷的山顶。

　　我在朝鲜战场上立过两次二等功，还有两次四等功。说起来，其中一次二等功来得特别艰难。有一回，前线下来了20多个重伤员，必须尽快送到后方医院，可当时敌人的炮火封锁得特别严，加上我们对地形不熟，之前派去的战友没走多远就被堵了回来。领导急得团团转，问谁还能去，我咬着牙举起了手：“我去！”我知道这一去九死一生，可看着生命垂危的伤员们，我没法说“不”。我找了个朝鲜老百姓当向导，他对当地的山路熟得很，还会说几句中国话。我们趁着夜色出发，一路上要躲敌人的巡逻队，还要跨过结冰的小河。有个伤员腿断了，我和向导轮流背着他走，雪地里的路又滑又陡，好几次我们都差点摔下悬崖。走了整整一夜，我们终于把20多个伤员都安全送到了后方医院。等我返程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脚已经冻得没了知觉，鞋子和袜子粘在脚上，脱下来的时候连皮带肉掉了一层。

　　在部队这些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文化。刚开始当卫生兵的时候，连药品的名字都认不全，只能靠老班长口口相传。后来部队里办扫盲班，我第一个报了名，白天跟着医疗队救伤员，晚上就拿着识字课本在煤油灯下学习，一个字一个字地认，一笔一划地写。慢慢地，我能看懂药品说明书了，还能帮不识字的战友们写家书。后来我学得越来越好，领导让我当扫盲教员，给部队里的官兵上课。看着战友们从“睁眼瞎”变成能读书看报的人，我比自己立功还高兴，原来没读过书的农村娃，也能变成“文化人”。

　　1956年2月，我退伍了。我没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就想着回到家乡安安稳稳种地，守着爹娘过日子。没过多久，村里的干部找我谈话，说村里缺医生。于是，我成了一名赤脚医生，凭着在部队学的知识，给村民们治个头疼脑热、包扎个伤口，有时候还会教大家一些卫生常识。后来，村里的小学缺老师，我又去当了老师，教孩子们认字、算数。再后来，公社办起了农技站，我又成了技术员，跟着老农学习种庄稼的技巧，再教给乡亲们。

　　现在，我已经90多岁了，身体还算硬朗，每天早上会在村里的小路上走一走，看看村里的新房、地里的庄稼，心里特别踏实。比起那些永远留在战场上的战友们，我能活着看到新中国成立，看到家乡的变化，看到后辈们过着安稳的日子，已经非常幸福了。这份幸福，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希望后辈们也能永远记住：没有先烈的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只有好好守护这来之不易的和平，才对得起那些长眠在战场上的英雄。（于辉 口述 于小凡 记录）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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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总编：曹锦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