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远跃,1922年生,2025年12月去世,安徽庐江人。1937年考入黄埔军校,毕业后分配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历任少尉、中尉副官。1941年调入第5军第200师第598团任上尉连长,随部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并参加了同古保卫战。从缅甸回国后,调入第39军第56师第168团,1943年冬参加策应常德会战的作战。抗战胜利后,编入中央训练团第20军官总队退役。先后获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80周年纪念章。
我叫罗远跃,1922年出生在安徽庐江一个普通农家。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传来时,我15岁。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我立志抗日救国。母亲舍不得我出去当兵,拉着我的手直掉眼泪:“娃啊,枪子不长眼啊!”可我望着沦陷的东北方向,心里烧着一团火:“保卫国家,匹夫有责,我绝不做亡国奴!”1937年底,我怀着满腔热血,考入黄埔军校,从此走上了抗日道路。
1939年,我从黄埔军校毕业,先是被分配到河南洛阳的第一战区。在山西晋城的一场遭遇战里,我第一次与日军短兵相接。敌机在头顶轰鸣着投弹,地面的我们在拼刺刀,我们的特务营与日军反复争夺阵地。有个日本兵突然从战壕里蹿出来,明晃晃的刺刀直冲我胸口。我侧身闪避,手还是被划开一道深口子。正要拼命,身后猛地冲来个战士,一刺刀刺向那个鬼子。那一战,我们缴获了很多武器,而救了我的那名战士,也因表现勇敢被提升为班长。
1941年,我被调往第5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也是安徽人,他常对我们说:“当兵要像黄山松,风再大也要挺直腰杆!”当时,日军在缅甸势如破竹,滇缅公路危在旦夕,中国决定组建远征军援缅抗战。不久,我被编入598团,担任上尉连长,随部队跨过国境,奔赴缅甸。入缅后,我们奉命北上作战。那时的缅甸酷热潮湿,常有疾病和瘴气,但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守住滇缅公路,不能让日本人从侧后方割断中国的咽喉。
部队到达皮尤河一线后,我们连被编入先遣营,承担侦察和破袭任务。一次战斗中,军部要求尽快弄清敌军人数与行军路线。于是,我们在皮尤河畔伏击日军先头部队,缴获敌军军官的图囊,里面有地图和部队部署,对我军判断敌军意图很有帮助。任务完成后,我被记了二等功。拿到勋章那一刻,我感慨万千,这荣誉属于全连那些永远留在异国的弟兄。
后来,200师受命增援同古。很快,我们迎来一场恶战,也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战斗。在日军数倍于己、后援无法赶至的情况下,我们孤军奋战12个昼夜。日军的飞机在我们头顶轰炸,身边不断有战士倒下,但我们没有一个人退缩。戴安澜冲锋在前,至今我仍清楚记得,最惨烈的时候,他在阵前发布军令:“本师长战死,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这话像烙铁一样烫在每个官兵心上。全师各级指挥官纷纷效仿,誓与同古共存亡。
历时12天的同古保卫战,200师以牺牲800人的代价,打退了日军20多次冲锋,歼灭敌军4000多人,俘敌400多人,予敌重创,打出了国威。就连同古战斗中的美国人都竖起了大拇指:“了不起,中国草鞋兵能打仗,厉害!”
然而不久后,部队遭遇敌人袭击,戴安澜身负重伤,在距祖国只有100多公里的茅邦村,他艰难地向祖国的方向凝望片刻后,永远闭上了双眼,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反攻!反攻!祖国万岁!”
历经同古血战、野人山突围以及戴安澜将军的壮烈殉国,我回到国内抗日战线。1945年,我从小喇叭里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那一刻,我久久说不出话来。后来看到老百姓敲锣打鼓庆祝,有的家里没锣,就端出洗脸盆当锣敲,我才真正意识到:苦难终于结束了。
如今,硝烟散尽,山河重光,我们当年用生命守护的祖国,已经走上了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我还经常唱起慷慨激昂的《战场行》:“弟兄们,向前走,五千年历史的责任已落在了我们的肩头,我们不愿做亡国奴,只有誓死奋斗,不做亡国奴,誓死战斗……”那是戴安澜师长为鼓舞士气,在昆仑关前线谱写的一首战歌,当年我们唱《战场行》时,每个人都是抱着必死决心。
现在,大家可能不需要抛头颅洒热血,但一定要记住,今天的盛世来之不易。新征程上,咱们每个人都要做好本职工作,定要让世界看见更强大的中国!(罗远跃 口述 王雨祥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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