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记忆 | 我送的是信，更是希望

      于伦臻，1931年11月生，山东省乳山市大孤山镇人。1945年参加敌后抗日武装，1947年6月1日入伍，参加过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四等功2次，1950年11月退伍。

　　我叫于伦臻，1931年11月出生在山东省乳山市大孤山镇的一个普通农家。我的童年是在日本鬼子的扫荡下惶惶度过的，看着乡亲们饱受欺凌，我心中的仇恨与日俱增。1945年春天，怀着把日本鬼子赶出去的强烈愿望，不满14岁的我成了敌后抗日武装的一名通信员。

　　有一天，我的队长指着日军在牟平金矿建的炮楼说：“那里三面环沟，西南角小路通矿场，有两挺歪把子守着。”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炮楼的射击孔处偶尔会探出一顶钢盔，反光刺得人眼睛疼。那天，我送的信里，夹着队长画的牟平金矿所在地水道镇日军据点布防图，信封用蜡封了三层。我把它藏在绑腿里，走路都不敢迈大步，生怕信纸摩擦的声响引来巡逻的汉奸。

　　不久后，上级发布夺取水道镇的命令。那天，我刚送信回来，裤脚还沾着山路的泥，队长就把我们召集起来安排任务。昏暗的油灯下，主力部队的张营长铺开地图，红铅笔在水道镇的位置画了个圈：“今晚三更，区中队负责牵制东门的鬼子，主力从西南角突破，端掉他们的炮楼和弹药库。”我攥着分配给我的手榴弹，手心全是汗——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正面战斗，我不再是躲在庄稼地里送信的通信员，而是要拿着武器直接和鬼子拼命。

　　三更天的梆子声刚响过，东门的土炮就先炸了。我和战友们趴在土坡后，朝着炮楼扔手榴弹，火光映亮了半边天。炮楼里的鬼子慌了神，用机枪胡乱地扫射，子弹打在我们身边的石头上，溅起火星。突然，我听见队长喊：“西南角得手了！冲啊！”我跟着人群往前冲，耳边全是喊杀声和爆炸声。跑过矿场时，我看见几个被解救的乡亲正抱着我们的战士哭，他们脸上还沾着矿粉，眼里却闪着光。炮楼的火光越来越亮，鬼子的枪声渐渐弱了下去。当东方泛起鱼肚白时，张营长站在炮楼顶端喊：“胜利了！水道镇解放了！”我瘫坐在地上，才想起绑腿里还藏着半张没送完的信纸，那是乡亲们写给八路军的慰问信，字歪歪扭扭的，却写满了“谢谢”。我望着远处渐渐清晰的村庄，突然明白，我送的是信，更是希望。

　　1947年6月1日，我正式入伍，被编入31军273团2营营部，还是当通信员。别看这个职务不起眼，在战场上可是起着大作用呢。

　　没过多久，我就赶上了济南战役，我的任务是到各个营地传达指令。炮弹在耳边呼啸，子弹擦着头皮飞过，身边不时有战友倒下，前一秒还在跟我搭话的小李，下一秒就闷哼一声栽在战壕里，手里的枪滑出去老远。我猫着腰缩在战壕壁上，眼睛盯着前方的掩体，一步一步快速穿梭。遇到炮弹炸开的缺口，就手脚并用地爬过去，腿被划破了我也顾不上疼，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耽误，快一秒，战友们就多一分胜算。每把一张指令交到连长手里，看到他们立刻组织反击，我心里悬着的石头就稍微落下一点，转身又往另一个连队跑。

　　济南战役结束后，我们来不及休整，就投入淮海战役中。这场战役打得格外艰难，持续了两个多月，我们每一天都像在鬼门关走。天寒地冻，我们穿着单薄的棉衣，趴在雪地里待命，冻得手脚僵硬，连握枪都费劲。可没人叫苦，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就想早点把敌人打跑，让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作为通信员，我把战场上的情况摸得门儿清，敌人的阵地在哪、火力点布置在什么位置，咱的部队驻守在哪个山头、哪个连队需要支援，我都记在心里。敌人也精明，知道通信员的重要性，只要看到战场上有单个人在跑，机枪的火舌就会像毒蛇一样追着扫过来。

　　有一次，我刚跃出战壕，想往三连队的阵地赶，“突突突”的机枪声在我耳边炸开。我下意识地往旁边一扑，整个人摔进了一个弹坑，紧接着子弹就“嗖嗖”地打在我刚才站的土坡上，泥土和碎草溅得我满脸都是，可手里的命令纸却紧紧攥着。我抱着脑袋连滚带爬地躲到一块断墙后面，耳朵里嗡嗡作响，心脏跳得像要蹦出来。就算这样，我也从没耽误过一次命令传递。我心里清楚，自己怀里揣着的不是一张纸，而是营部的决策，是前线战友们的生死。多耽误一分钟，可能就有更多人倒下；少传一个指令，也许阵地就守不住了。所以哪怕前面是枪林弹雨，哪怕腿肚子还在打颤，我也只有一个念头：就算豁出自己这条命，也得把任务完成。

　　淮海战役一结束，我们就接到了渡长江的命令。那时候，我们没有像样的战船，用的都是老百姓借给我们的小木船，每艘船上挤着十几个战士。江面上的风刮得猛，浪头一个接一个拍在船帮上，溅起的江水打湿了我们的衣服，又冷又沉地贴在身上。更要命的是，对岸的敌人早就架起了机枪，黑森森的枪口对着江面，子弹像筛豆子似的扫过来。我紧紧趴在船板上，把装有命令的文件袋搂在怀里，生怕被江水打湿、被子弹打穿，嘴里默念着“快一点，再快一点，一定要冲过去”。

　　我们旁边一艘船被敌人的炮弹击中，船身瞬间破了个大洞，江水“咕嘟咕嘟”往里灌，船身很快就歪了，船上的战士们接二连三地掉进江里，可没有一个人放弃。会水的战士抱着漂浮的木板，一边在浪里挣扎，一边往对岸游；不会水的拽着战友的衣角，哪怕呛着水，手里的枪也没松，还时不时抬起头往对岸开枪还击。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渡过了长江，一上岸就追击敌人，从长江边一直打到了福建。

　　在打厦门岛的时候，我经历了这辈子最惊险的一次生死考验。那天，我们营负责攻打一个制高点，敌人在山上修了碉堡，火力非常猛，我们的进攻屡屡受阻。营长带着我和几个参谋到前沿阵地观察敌情。我刚蹲下来没多久，就觉得不对劲——敌人的枪声突然改变了方向，好像朝着我们这边来了。我来不及多想，猛地站起来扑到营长身上，紧紧把他压在身下。也就是在我扑过去的一刹那，“噗噗”两声闷响接连传来，像是有烧红的烙铁狠狠扎进了我的身体里。我的腰上先是一阵剧痛，紧接着胳膊也传来钻心的疼，温热的鲜血顺着腰和胳膊肘往下流，很快就浸透了军装，黏糊糊地贴在皮肤上。营长在我身下急促地喊我的名字，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眼前的断墙、硝烟和首长的脸渐渐变得模糊，最后眼前一黑，整个人彻底失去了知觉。

　　等我再次醒来，已经躺在了后方医院的病床上。医生说我伤得很重，腰上的子弹离内脏只有一点点，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了。接下来的8个月，我简直度日如年。我疼得夜里睡不着觉，只能咬着被子哼唧。那时候，药品短缺，我的伤口反复发炎，高烧不断，人昏昏沉沉的，连战友喊我的名字我都听不清。有一次，我躺在硬板床上，突然觉得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吸一口气都要费尽全力，眼前的光慢慢变暗，手脚也开始发冷，从指尖一直凉到心口。医护人员过来检查后摇了摇头，说恐怕不行了。战友们红着眼圈，给我找了口棺材，抬到医疗站门口时，木头的潮气混着泥土味飘进来，我迷迷糊糊听见有人哽咽：“不能让他走得太寒酸……”他们甚至开始商量，要找块平整的地方，让我能靠着山、望着家的方向。可过了一会儿，我竟然慢慢缓了过来，还轻轻咳嗽了一声。战友们又惊又喜，赶紧喊来医生，经过抢救，我总算又从鬼门关逃了回来，并且渐渐能说话、能坐起来。后来，战友们总拿这事开玩笑，还给我起了“小棺材”这个外号。每次有人喊，我都笑着应——这外号里没有半分不尊重，而是藏着我们一起从鬼门关里闯过来的情谊。

　　1950年11月，我的伤基本痊愈了，但身体已经不适合再留在部队，于是我选择了退伍回乡，重新当起了农民。

　　现在的我，经常坐在村口的树下，给年轻人讲当年怎么顶着枪林弹雨冲锋，怎么在缺粮缺水的情况下守住阵地。我希望他们能珍惜现在的日子，别浪费粮食，别抱怨生活里的小麻烦；更希望他们能记得，曾经有那么多人，为了国家安稳、为了老百姓能过好日子，把生命永远留在了战场上。这种为国奉献的精神，得一代代传下去，不能断。（于伦臻 口述 陈永升 记录）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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